联系我们 |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搜索表单

“大师的抗战”系列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学富五车、才高八斗,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炮弹和屠刀,表现出崇高的民族节气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当国家和民族处于危亡之际,他们挺身而出,以知识为武器,以专业为战场,坚守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血脉。“大师的抗战”系列为您讲述日军炮火下中国文人的抗战。

他于危难中受命,与联大师生休戚与共、生死相依,制定新校训“刚毅坚卓”;他兼容并蓄,提出一系列教育思想与理念,让校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就是清华大学“永远的校长”梅贻琦。今天,“大师的抗战”系列为您讲述梅贻琦的故事。

“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

……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个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吾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船好好地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 “敢告无罪”。

说这段话的人是梅贻琦——时任清华大学校长;说这段话的时间是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为艰难的时期。

在3年前,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惨遭践踏。1937年8月,三所学校撤出平津,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但仅仅几个月,长沙危在旦夕,“临时大学”决定西迁昆明。

4月2日,临时大学易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开学。

依照最初的协定,三校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组成了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并轮流“坐庄”担任常委会的主席。但是没过多久,蒋梦麟和张伯苓前往重庆另有他任,整个联大的重担便落在了梅贻琦一人肩上。

整整8年的时间,梅贻琦与学校生死相依,休戚与共,这是他一生中最为艰难的岁月,也是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

“物质之损失有限,精神之淬励无穷”

昆明并非世外桃源。战争给西南联大带来的威胁,首要的便是空袭。其中最为惨重者有三次:

1938年9月28日,设于昆华师范学校内的教工宿舍葬身火海,一名军事教官及其5岁的幼子当场死亡。1940年10月13日,师范学院的男生宿舍全部被毁,办公处与教员宿舍多处震坏;西仓坡清华办事处中二弹,两名留守人员当场殉职。1941年8月14日,校园中弹七十余枚:男生宿舍、女生宿舍及饭厅多处被毁;第七、第八教室及生物实验室被炸;图书库中弹;常委会办公室及出纳组、事务组、训导组、总务处被夷为平地……

陈岱孙教授回忆道:“在躲避空袭时,他和师生们一起,席地坐于校舍北门外的乱坟之间。飞机临头时,一起跳入乱坟中事前挖好的壕沟里,仰察炸弹的投向。这一镇定坚毅、平等同艰的行为在西南联大起了不言而教的作用。”

1940年10月13日,联大师院及多处校舍被炸,图为新校舍被炸毁的房舍

在这生死攸关的考验面前,梅贻琦的一举一动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他除了镇定自若、与大家同生死之外,更代表学校向世人控诉日军的暴行,向民众表明自己的立场。在《告校友书》上,他勉励大家道:“物质之损失有限,精神之淬励无穷,仇深事亟,吾人更宜努力。”

为此,在整整8年的时间内,西南联大从未因为躲避敌机的轰炸而停止过办学。为了避开空袭较为集中的午间,学校将上课的时间调整为上午7点到10点,下午3点到6点;如果再碰上警报,则索性将课堂搬至山坡上或是荒野中……

土木系学生到昆明近郊测量实习

“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梅贻琦为这所诞生于炮火中的学校制定出了新的校训:“刚毅坚卓”。为了鼓舞士气,他又在全校征集新的校歌:“……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字里行间抒发的是同一个精神:收复河山,报仇雪耻。

在这样的激励之下,联大的教师们找到了自己的岗位——坚守三尺讲台,坚守文化阵地。联大的学生们也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为祖国而学习,为抗战而服务。

西南联大部分教师合影,前排右三为梅贻琦

1943年,为了协助援华的美军开展工作,梅贻琦亲自动员学生们投笔从戎,担任翻译。学生们回忆:“‘国家……民族……难道中国的青年不敢为着他的祖国冒点危险吗?’梅贻琦先生低沉而有力的声音,像铁锤似的打击着我们。”

为了勉励更多的学子参军,梅贻琦作出决定:四年级的同学,服务两年后不再回校,以毕业论;四年级以下的同学,复员回校后免修一定的学分,以资鼓励。

1944年,联大欢送抗日从军的学生

“同无妨异,异不害同”

从梅贻琦的性格来看,他似乎并不具备“领袖”、“舵手”一类的魄力,他不爱说话,人们称他为“寡言君子”。然而了解他的人明白,他的魅力恰恰就蕴藏在了这一“寡言少语”的背后,这正是他虚怀若谷、礼贤下士的体现。他不仅具有优秀的领导才华,更具有成熟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

他提出了“通才教育”、“教授治校”、“教授治校”理念,校园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8年多里教师们开出的课程多达1600门,学生可以跨学科、跨专业自由选择课程,也参加各种社会实践与调查。

此外,梅贻琦不仅能够将诸多的大师级人物招徕而来,而且更能够将他们长久相留和睦相处。个中原因不在别处,就在于他具有宽阔博大的胸怀和“同无妨异,异不害同”的思想。

在西南联大的校园内,始终存在着种种奇特的令人难以理解的现象:一是不同学术思想与学术流派的人,能够共事于同一系科,甚至开设同一门课程;二是不同思想倾向的人,也同样能够相安无事,甚至成为朋友。这一局面的形成,关键在于学校为之提供了一个极为宽松的环境。而作为“舵手”,梅贻琦的宽厚与包容,更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1940年,联大中文系教授在昆明北郊合影,左起: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

星光璀璨,硕果累累

西南联大存在了8年多,但这仅仅8年的光辉岁月,成就了动荡年代的璀璨星辰,成了教育史上的一个丰碑。

8年里,西南联大取得众多成绩。战争中3所学校的损失均惨重之极,但是仅仅用了几年的时间,西南联大即发展成为一所拥有着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学院、26个系、2个专修科及1个先修班和1个进修班的综合性大学了;在校学生达3000余人,以8年累计,共毕业2522人,这于当时国内的高校来说,可谓首屈一指。

化学系1942年毕业系合影

经济系1946年毕业系合影

8年期间科研硕果累累,仅以获得重大影响的著作而言,就有闻一多的《神话与诗》《楚辞补校》、朱自清的《诗言志辨》《新诗杂话》、冯友兰的“贞元六书”、汤用彤的《西汉魏晋佛教史》、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吴大猷的《多原分子的结构及其振动光谱》……它们在国内外都具有领先的水平。

从培养的人才来看,8年期间从西南联大的校园中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杰出学子,有2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有8位为中国“两弹一星”作出卓越贡献的专家邓稼先、朱光亚、赵九章、郭永怀……1948年中央研究院评选出81名院士,西南联大占了25名;1955年中国科学院评选出470名学部委员,西南联大又占了其中的118名……

这同样也是梅贻琦个人的骄傲。1946年的5月4日,西南联大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宣告结束。校园内竖立起了一座巍峨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冯友兰亲笔为它题写了碑文:

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如,此其可纪念者一也。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

万物并育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

冯友兰一共为其列出了4条“可纪念者”,这4条“可纪念者”,不仅是联大全体师生的骄傲,也是梅贻琦个人的自豪。

来  源:《大师的抗战》陈虹 著、西南联大博物馆官方网站

编  辑:潘琳娜

校  审:李  凌 赵伊汉

监  制:凌  曦

联系我们 |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