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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杨夏鸣:江苏省委党校(江苏省行政学院)教授、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翻译张纯如著《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东方出版社,2008),该书被列入2009年新闻出版总署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图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外交文件中的南京暴行研究”;主持教育部重大项目子课题“美国与东京审判”。

杨夏鸣

内容摘要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后实行了阻扰、拖延西方人士返回南京的策略。在美国等国的交涉下,该策略逐步放宽。直到1938年7月才基本结束。受此影响的包括外交官、医务人员、传教士及商人。日军当局的借口是南京不安全,但真实的目的是阻止日军在南京暴行的传播。就限制商人返回南京而言,保护日本的商业利益也是目的之一。该政策的实施表明,日军当局不仅知道日军在南京犯下的各种暴行,而且还企图加以掩盖。

拖延第三国使馆官员的返回及通讯设备的安装

南京的日军当局当然不喜欢第三国大使馆官员在此刻返回南京,但“瓦胡”号及阿利森一行已经根据日本当局的要求两次推迟了上岸时间,再找借口拖延,既违反国际法,也有可能酿成新的外交事件。

1938年1月6日,几经周折后阿利森一行终于在南京上岸,他们是自日军占领南京后首批返回南京的西方人士。1月9日,英国和德国大使馆的官员也返回南京。大使馆官员的到来对留在南京的美国及德国侨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同时,这些外交官自己也将成为日军暴行的见证人,并为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留下了更多的官方文件记录。

1月17日,日本驻南京代理总领事福井专程前往阿利森处,急切地要求阿利森不要在此时带发报机和报务员上岸。在与福井的讨论中,阿利森明确指出报务员必须上岸,但为了避免与日本军方发生冲突,避免福井为难,作为妥协,阿利森表示准备将无线电设备和报务员上岸的时间推迟几天,但最迟不能超过周末。同时,阿利森向国务院报告了这一情况。

1月18日上午,日本代理总领事福井通知阿利森,“他昨天下午会见了军事当局,就美国大使馆无线电设备和海军报务员上岸一事做出最后的安排”,有关无线电报设备和人员上岸的问题,福井表示,“相信此事不会再有麻烦”。1月19日,“瓦胡”号带来的便携式无线发报机和海军报务员詹姆斯·邓拉普(James Dunlap)终于上岸,当天安装调试完毕后便能正常发报。

阻扰其他西方人士返回

新闻记者

南京陷落时仍有5名外国记者在南京,他们是《纽约时报》的记者德丁(Tillman Durdin)、《芝加哥每日新闻》的斯蒂尔(Archibald T.Steele)、路透社的史密斯(Leslie Smith)、美联社的麦克丹尼尔(C.Yates McDaniel)和美国派拉蒙电影新闻(Paramount Movie News)的门肯(Arthur Menken)。但他们活动范围和行动自由受到严格的限制,更严重的是日军切断了南京与外界的所有电讯联系,记者们已经完全没有将新闻发往外部世界的渠道,这使他们在南京无法进行正常的报道;另一方面,尽管有各种限制,但这些记者还是各显神通获得了大量的一手素材。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得记者们急于离开南京。

对于记者们的这一要求,日军当局不仅没有设置障碍,甚至还积极提供交通工具帮助这些外国记者离开南京。1937年12月15曰,当接送“帕奈”号幸存者的美国炮舰“瓦胡”号与英国炮舰“瓢虫”号经停南京时,德丁、斯蒂尔、史密斯和门肯乘坐这两艘炮舰离开南京前往上海。第二天,即12月16日,麦克丹尼尔乘坐日本驱逐舰“铁杉(Tsuga?)”号前往上海。令日军当局没有想到是,这些记者的离去拉开了西方媒体报道日军在南京暴行的序幕。

对于竭力掩盖日军暴行的日军当局而言,记者成了他们的眼中钉。所以,日军占领南京后所有申请去南京通行证的记者都遭到日本当局的断然拒绝。

医护人员

为了缓解金陵大学医院医生匮乏的现状以及开展更多的工作,如为难民进行疫苗接种和建立流动医疗站等,1月初,国际委员会的美国成员向上海教会发电报,要求向南京派遣2名外国医生和2名护士,得到对方的同意,但在向南京的日军当局申请时却遭到拒绝。

当时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仍在持续,日方以安全原因为由,无论是国际委员会还是美国政府都难以否认安全是一个问题,毕竟就在两个月前美国政府曾多次通过大使馆要求美国公民撤离南京,包括医护人员。

直到3月底,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其前身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请求安排两名医生和两名护士前往南京的努力一直无果,阿利森在3月29日给国务卿的电报中不得不承认,“据信这个问题无法在地方层面取得进展,如果要取得任何成果,必须在上海或是东京提出这个问题。”在电报中,阿利森还向国务卿报告了南京已经相对安全以及大批日本平民已经返回南京事实。

在美国政府的关注下,尽管日本当局并没有完全修改其干扰西方人士返回南京的政策,但还是被迫批准医生返回南京。6月1日后,又有更多的医务人员返回了南京。至此,有关医生返回南京金陵大学医院的问题得以解决,但其他美国人特别是商人返回南京的问题则复杂得多。

传教士和商人

1938年3月9日,南京的美国传教士代表在南京的美国公民给美国大使馆写了一封信,阐述了日本没有理由继续限制美国公民返回南京。

4月18日,国务院远东事务局局长助理巴兰塔在日本大使馆参赞须磨( Suma)就其他问题来访时顺便提出了日本当局继续阻止美国公民重返其在南京的商业、传教及其他工作岗位的问题,须磨答应将向日本政府反映这一问题。但是一个月过去了,局势并没有任何改观。时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洛克哈特5月11日在给国务卿的电报中承认在这方面所面临的困难。

有关美国商人返回内地的情况则更不容乐观。在商人返回南京的问题上,日本当局却继续设置障碍。在6月9日给国务卿的电报中,阿利森对日本当局的借口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对策。

尽管美国驻上海总领事洛克哈特不赞成阿利森的建议,但不久后,美孚石油公司与海军达成一致,决定6月23日美孚石油公司南京地区经理将乘坐美国军舰“伊莎贝尔(Isabel)”号去南京,上海总领馆通知了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崎(Okazaki),并要求他加速为美孚公司的经理签发必要的通行证以及为其他希望去南京的美国商人签发通行证。

之后,日本当局也兑现了先前的保证,7月4日上午,日本总领事告诉阿利森,据他所知通行证已发给美孚石油公司和德士古公司的代表以便他们前往南京。

日军借口与原因

阻挠西方人士特别是外交官、新闻记者和传教士返回南京的最主要原因就是防止日军在南京暴行的消息向国外进一步传播。实际上,日军当局也间接地承认这一点。

如果说日本方面阻扰外交官、记者和传教士返回南京的目的是防止这些人将日军在南京的所作所为向外界传播的话,那么,日本当局不允许美国及其他外国商人返回南京除了有上述原因外,为日本人赢得更多的商业利益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此,在传教士得到返回南京的通行证后,日本当局仍然不允许美国及其他外国商人返回南京。

另外,美国的国内政治因素也是造成日本当局阻扰西方人士返回南京能够在很长时间里得逞的一个原因。当时美国社会孤立主义盛行,“帕奈”号事件后,不少美国人不是要求严惩肇事者,而是要求政府从中国撤出所有美国人。在对待日本拒绝美国公民返回南京的问题上,美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政治层面来考虑这一问题的。

日本当局企图对日军暴行加以掩盖,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日军暴行的真实存在,同时也表明日本当局完全了解日军在南京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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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18年第一期

校  审:《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杂志社

签  发:凌  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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